【摘要】不同時代的人們，對歷史有著不同的解讀和認識。兩千年前的昭君時代，正是中國人的視野大開拓的時代。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史以來各地區、各民族間空前廣泛的經濟大交流、文化大交融。昭君文化的研究普及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運用，讓昭君文化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潛移默化地深入各民族、各地區、各個國家人們的內心，把昭君文化所體現出的“和”之理念推廣至世界。

【關鍵詞】昭君文化 文旅融合

 

不同時代的人們，對于歷史有著不同的解讀和認識。兩千年前的昭君時代，正是中國人的視野大開拓的時代。在漢民族與匈奴民族的歷史互動中，促使漢王朝開發了河西走廊，讓中原人認識了西域，認識了西域以西的世界。那個歷史時期也是中原民族與草原民族頻繁接觸、密切往來的時代。也是從那時開始，中原與草原的關系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地域關系和民族關系。古人找到了處理民族關系的一種重要方式，通過“和親”之舉，確保了中原漢王朝與匈奴之間半個多世紀的和平與安寧，實現了兩個民族、兩種文化之間的和平交往、和睦相處，迎來了“邊城晏閉，牛馬布野”的太平盛世，也使漠北游牧經濟與中原農業經濟互相依存、互相調節、互相促進和共同發展。這種方式也被漢代以后的不同王朝、不同政權、不同民族所繼承、沿用，成為密切各民族、各地區間人們交往的主要方式，客觀上體現了人們追求和平、追求友好交往的善良愿望。兩千年來，人們對昭君出塞之舉的贊美與謳歌，對昭君的敬佩與愛戴，對“和”文化的研究與詮釋，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湮滅而消失，反而更加深厚和深入。

新中國成立后，在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指引下，面對56個民族的大家庭，以昭君和親為代表的“和親”文化重新得到解讀，實現了認識上的升華。共和國老一代政治家和學者，在引導人們以新的理念重新認識昭君，重新評價昭君出塞方面做出了表率。周恩來總理在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評論王昭君是“對發展中華民族大家庭團結有貢獻的人物”，號召更多的新一代昭君為祖國邊疆建設貢獻力量，使許多有志女青年奔赴邊疆民族地區，為祖國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董必武贊譽“昭君自有千秋在”，認為昭君是一個彪炳中華文明史冊的人物；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訪問內蒙古時說，在大青山腳下，只有一個古跡是永遠不會廢棄的，那就是被稱為青冢的昭君墓。在中華各族人民心中，王昭君已經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象征，一個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不是一個墳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這些論述對于正確認識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樹立各民族和諧、和平、團結、友好的精神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地域、民族界線，創造了有史以來各地區、各民族間空前廣泛的經濟大交流、文化大交融。在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顯得彌足珍貴。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世貿組織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更加需要世界間的經濟交流與共同發展。所以，昭君和昭君精神在研究和推廣過程中又有了新的開掘，從研究“和親”深入到研究“和平”發展，使弘揚昭君文化，增強民族團結，促進經濟發展，“以和諧求發展，以發展求和諧，以和平求發展，以發展求和平”的意識和信念逐步深入人心?！昂湍?、和諧、和平”成為昭君文化的本質，從而形成了“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昭君文化的核心價值，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同。

今天的中國，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中華民族以空前的自信面向世界，融入世界。今天世界上的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交流不僅是物質的交流，更多的是人與人的交流、文化與文化的交流。各民族、各國家間應該“長相知，不相疑”。昭君文化所體現“和為貴”的哲學理念有助于化解國家間、民族間的摩擦與爭端，消除戰爭隱患和威脅，反對霸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彌合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與隔閡，實現人類社會的持久和平。沒有持久和平，談不上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昭君文化有助于使和平發展成為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價值理念。

中華民族歷來追求和睦、愛好和平、倡導和諧，“親仁善鄰”“和衷共濟”“協和萬邦”。如果說當年的“昭君出塞”為漢匈兩個民族帶來了長達幾十年的和平的話，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更需要整個人類的持久和平。昭君文化代表的人類不同文明間的交流融合、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平等對待、取長補短、和平共處、共同發展，體現了東方的智慧，豐富了人類文明的寶庫。

昭君文化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們堅持文化自信的文化瑰寶和文化優勢。昭君精神蘊含著“仁義”“和合”“和平”的思想。人與自然的“和”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遵法自然”的生態觀；民族與民族的“和”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民族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人與人的“和”是人心向善的道德觀，“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社會觀。這些優秀的傳統觀念，是中華文明得以傳承和繁榮至今的精神支柱，將這些昭君文化的精髓價值觀念予以升華轉化為一種思想、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發展理念、配合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營造一種文化氛圍，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一帶一路”以及解決中美貿易摩擦和臺灣問題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隨著昭君文化的宣傳和推廣應用，開發利用昭君文化旅游資源，不僅對振興地方文化產業、弘揚和傳承昭君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使昭君文化旅游成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和更大動能。充分利用、發掘散布于鄂、陜、蒙地區的昭君傳說、昭君產物、昭君遺跡等，為旅游發展和開發服務。將昭君故鄉的長江文化和陜西的黃河文化及內蒙古的草原文化結合起來，聯合打造鄂、陜、蒙“昭君之路”跨區域旅游線路和旅游經濟帶、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多贏發展。在旅游發展方面，2018年開通了宜昌至內蒙古“重走和親路”昭君旅游專列，構建了巴楚文化與草原文化相結合的觀光旅游新模式，開發出以昭君人物、昭君形象為標志特征的旅游紀念品；開發出以昭君故事傳說為紐帶，具有巴楚特色和草原風情的旅游食品、服飾、工藝品等旅游產品和服務，促進了文化旅游的發展，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榆林地處陜西北部、蒙漢交界接壤地帶，是“秦直道”和昭君出塞經過的地方。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對“秦直道”和昭君出塞線路、西漢走馬梁墓葬出土文物及昭君路過龜茲縣的研究考證，紅堿淖昭君淚和榆林城北落雁坡的歷史故事傳說的整理，以及榆林羊雜碎、奶茶、榆林小曲等地方飲食和民俗文化的追溯，取得了顯著成果，使昭君文化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也為榆林打造和提升旅游新亮點，促進旅游事業的發展，更快融入鄂、陜、蒙旅游線路和旅游經濟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昭君文化發展到今天，被人們賦予了更多的寓意和新的內涵，昭君文化必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豐富，弘揚昭君文化具有高度的重要意義與時代價值，繼承和弘揚昭君文化始終會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